愛在港都天氣晴──專訪
《對不起,我愛你》林育賢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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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 曾芷筠

看過紀錄片《翻滾吧!男孩》的觀眾,想必還記得當年這部電影如何喚起了大眾對台灣電影的期待,以及那波紀錄片風潮如何既延續著又不同於台灣新電影傳統,溫情地注視著各地的風景、挖掘身邊小人物的故事。非常巧合地,就在2008年的國片奇蹟之中,這部由日本新人演員田中千繪主演的電影《對不起,我愛你》,也順著《海角七號》因而成功地被人看見,其成績令人期待。

同時,這部電影也是由高雄市政府策劃的「城市影像計劃」徵案選出的劇本;然而,這並不表示這只是一部為高雄風景宣傳的觀光電影。包括台中、台北等大城市,紛紛以主辦影展、獎勵當地取景的電影來爭取能見度或發展觀光,不禁讓人懷疑其政策對電影本身的幫助到底有多大?而林育賢在談及相關問題時表示,市政府人員一開始就說過他們不要一部觀光宣傳片。這不僅出人意料,也使我們能夠相信這樣的政府政策對於電影的正面幫助,顯示出各地政府已經認識到電影所建立起的地方影像對於大眾的影響力 (可以聯想起《海角七號》帶起的屏東觀光風潮)。

繼2007年《六號出口》的青春幻想、虛構故事與華麗鏡頭之後,《對不起,我愛你》回歸到真實的人物和隨性自然的拍攝方式,全片充滿自由移動的攝影鏡頭、過度曝光或失焦的大特寫。故事內容描述因主演電影而竄紅的女演員千繪,因為承受不了日復一日的工作壓力、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決定離開台北、到高雄晃遊放自己一天假,卻意外地遇上了一位生長於打鐵街的男孩吳懷中。透過在都市中漫遊的過程,千繪找到了某種繼續下去的勇氣與力量,懷中也擁有了看待這個從小生長之處的全新方式,除了浪漫曖昧的愛情故事之外,也納入了對高雄城市變遷的深刻思考。就在高雄首映會熱鬧落幕之際,本期【放映頭條】單元,為您專訪林育賢導演,暢談這部電影的創作拍攝歷程,及對於目前電影現象的看法。

請導演先談一下整部片最初的構想和故事的來源?

林育賢(以下簡稱林):十年前,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愛在黎明破曉時》,當時非常喜歡,因為兩個人在異地相遇、整個下午一直交談,這樣也可以拍成一部電影,真是太屌了。所以,我對異國戀情這件事情蠻有興趣的,於是想要嘗試。而田中千繪兩年前剛來到台灣的時候,她的經紀公司在我們公司樓下,那時候我就認識她了。我覺得她跟傳統的日本女生不太一樣,除了拘謹之外,又有極爽朗的笑聲,她又很愛講中文,講話顛三倒四的,不太像日本人。我問過她對台灣哪一個城市比較有印象,她提到高雄,因為她曾經去過,她覺得高雄愛河、傍晚的海風讓她想起她十八歲東京灣的初戀,於是有了故事和角色。
 
剛好,去年高雄市政府在推行「城市影像記事」,我想在高雄這個城市發生的異國戀情應該會是一個充滿浪漫愛情、但不會有結局的故事。因為高雄是一個港口城市,總是有太多悲歡離合,我為此找了很多在高雄拍的愛情電影,發現一個結果:它們都是沒有結局的,常常是因為男主角要北上去奮鬥之類的原因而分開。這個城市的愛情絕對浪漫,但是絕對沒有結局,港口總是暗示著離開,所以我想在高雄拍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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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當初在拍攝的時候就打算上映嗎?

林:其實沒有。自從《六號出口》的票房沒有找到出口後就重傷了,因為它花了三千萬,換來了很爽的美術、攝影,但是市場撐不起來,實際的回收讓公司跟我背負很大的壓力。所以,當有機會拍《對不起,我愛你》的時候,我們很清楚它是一個沒有什麼大規模預算、限定成只是小品的電影。我發現在有限制的範圍內,反而會找到更大的自由,拍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蠻開心的,因為它不像《六號出口》是每天拍攝、六十幾個人的團隊。這個電影規模非常小,工作人員大概十幾位,非常自由,因為想太多也沒有用,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們必須改變拍攝模式,而不能用過去拍攝劇情片的想法,因為一定拍不完、也沒辦法做攝影機運動。於是,最後跟攝影師討論出一種方式,它既非日系也非歐系,反而是這兩種的混合,日系指的是純愛風格、歐系就是街頭手持攝影。這麼做有幾個效果:它可以增加電影的寫實感,因為我希望它有一點紀錄片的風格;另外,你會發現片中除了這兩個演員外,其餘的全部都是在地人,他們以自己原本的身分演出角色,我們營造了一個氛圍之後把演員放進去,讓他們創造真實的行動,這大概是拍攝的策略。對我來講,這部電影回到創作最原始的模樣,不用去顧慮票房、卡司,在有限的資金下去發揮你覺得最有趣的作法,所以過程非常開心。

現在這部電影做院線上映,不可否認地跟田中千繪有很大的關係,但當時的企圖並沒有那麼大,主要是想實驗紀錄式劇情片的拍攝方法。從《翻滾吧!男孩》到《六號出口》,我發現鏡頭前的表演真假很模糊,這次有點在試探那個邊界和結合的可能性,剛好也因為不用承擔太多的票房壓力,所以才有那個空間去玩。


這部電影的資金主要來自高雄市政府嗎?

林:「城市影像紀事」只有一百五十萬,所以不太夠,也沒有申請輔導金,因為拿輔導金有交片等其他壓力,所以乾脆只用自己可以負擔的方式。「佳映娛樂」的老闆很喜歡這部片的構想,於是就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它沒有拿任何輔導金。

您曾經談過拍攝紀錄片是為了劇情片的練習,這和很多其他導演以短片或實驗片來做為跳板不太一樣,為什麼會選擇紀錄片呢?

林:應該不是我選擇紀錄片,而是紀錄片選擇我。其實那是一個很荒謬的過程:2003年是沒有國片的,年產量好像三到五部,所以我們連工作機會都沒有,那一年我回家了。我是六年級上段班的,你會發現電影圈六年級上段班的人很少,除了我跟李芸嬋,其他的人都轉行了。為了避免家人擔心我沒有工作,我那一年借了一台攝影機、一台電腦,跟家人說我回來拍紀錄片,可是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能夠做什麼。正好,我哥哥那一年從國家選手變成教練,回到當年的母校帶一群小朋友練體操,一年後準備要挑戰全國體操大賽,我們受過訓練的敏銳度就覺得這應該會是一個故事,因為太好笑了。那時就算想拍劇情片大環境氛圍也不允許,我反而發現我有攝影機、電腦,就用DV拍抓到電腦裡剪接。可能我是金牛座,比較務實一點,覺得也許就從紀錄片開始。可是,我沒學過紀錄片,大學只有修過一堂課,於是我用劇情片的概念、邏輯和架構去捕捉我想要的東西,然後變成一個故事,所以我說是紀錄片選我。

反而在拍攝《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後,我才真正體認到紀錄片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們的生命很短,不太可能去扮演這麼多角色;紀錄片讓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去體驗那個人的一生,那些東西都是劇情片裡很重要的養分。我在2000年退伍回到這個行業,原本覺得如果十年後可以拍我的第一部電影就心滿意足了,但是2005年「翻滾」就突然來了。

2005年的紀錄片風潮和2008年的台灣電影現象並置在一起看非常有趣,那一年也有人說紀錄片帶起了國片復興,您怎麼看待從當年到現在的台灣電影脈絡?

林:如果要這樣說的話,應該是《翻滾吧!男孩》中小樂透、然後《海角七號》中大樂透吧!當初,沒有人認為可以,因為國片都做不起來了,紀錄片憑什麼?後來去借錢、轉拷貝、回到院線、成立電影公司,一切都很荒謬。很多人都說「翻滾男孩電影公司」是假的,其實到底什麼是真的我也不清楚,不過既然電影推出去了,就要稱職地扮演好一個角色。我今天看了《魔幻時刻》,裡面有一句台詞說:「每天黃昏都會出現短暫的魔幻時刻,如果你沒有抓到不要難過,因為明天又會有一個魔幻時刻,只要繼續往前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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